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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城市数字化转型、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要素流通等专有名词，在多个场合被各类专家学者、企业代表们提及。在上海全力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当下，上述热点议题更是前所未有地契合着这座城市眼前和今后的发展。

7月8日，作为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专题论坛，由徐汇区政协、徐汇区委统战部、民建徐汇区委、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主办的汇言·汇建未来“数字赋能城市发展”专题论坛，探讨的正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逻辑起点：以人为本。中国工程院院士钱锋、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张兆安、腾讯公司副总裁张立军等围绕城市数字化转型进行了主题发言。上海市政协主席董云虎出席论坛并讲话。

服务业先行，制造业是根基

去年年底，上海正式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意见》，张兆安关注到了其中的三个“首提”，即首提整体性转型、全方位赋能、革命性重塑，首提“国际数字之都”建设，首提经济、生活、治理的全面转型。

这三个“首提”为何都由上海最先提出？这一点，与上海的产业结构有紧密关联。

张兆安表示，产业转型的关键就是数字化，而这一“数字化”实则要从两种角度、两句话来分析，一是“产业数字化”，二是“数字产业化”。

从产业/行业数字化来看，数字无疑要为产业服务。对上海来说，首要任务就是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从研发设计开始，紧接着向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各个环节的数字化应用拓展。

“数字化只是一种手段。”张兆安表示，现阶段，上海应该在所有环节应用数字化手段来改造传统产业，同时利用数字化手段，培育发展一些个性定制、柔性制造等新模式。“更重要的是加快产业园区的数字化改造。”

上海还有另一大重要任务，即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张兆安表示，上海的产业结构以服务经济为主导，产业数字化转型也始于服务业，而非制造业，平台经济、互联网经济都是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中最早出现的形式。

如何看待数字产业化？张兆安认为，这一过程将催生出“七个新”，即新产业、新行业、新业态、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衡量数字化程度也应该以这“七个新”为标准，成为催生上海全新增量发展的重要内涵。

专题论坛现场

企业始终是转型主体

论坛现场，一则短片展示了上海西岸传媒港智慧化项目、徐汇区卫健委便捷就医项目、徐汇区公证处“汇存”取证项目、田林街道多中心融合智慧惠民项目等4个数字化应用场景，体现了徐汇区在产业、民生、治理、市政等领域数字化转型的不懈探索，彰显数字化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这其中，不少项目都有企业积极参与的身影。

“数字化转型，真正的主体是企业，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企业有动力、觉得数字化对他有好处了，转型就自然发生了。”张兆安说。一些企业家则坦言，数字化转型需要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入，如果企业还没有到必须开展数字化的临界点，显然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推动转型。

因此，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城市数字化转型，为企业营造转型的良好生态，并且积极推动政府自身的数字化转型，此刻已显得尤为重要。

张立军介绍，腾讯在参与城市数字化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对城市的认知也实现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数字城市”，通过搭建各种系统去完成城市要素的信息化。第二个阶段是转变为智能城市的过程，通过众多的平台将城市的场景与人连接起来，实现服务不受物理空间的制约，同时实现“局部的智能”。第三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是腾讯理解的“Wecity”这一概念，以人为中心实现城市与人的互动。

OPPO公司智能感知首席科学家郭彦东表示，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深度学习的快速发展，过去五年中，机器识别以及重建定位的精度已经翻了5倍，城市的智能化发展无疑推动了企业不断地将人工智能技术提高到新高度。

以OPPO为例，有了算力、算法和城市越来越普及的传感器，企业提出了一套基于多传感融合的定位建图和多终端协同的重建方案。现在可以看到，手机不仅仅是打电话的工具，上面还安装了很多传感器，包括激光雷达、摄像头等帮助人们看世界。5G芯片不仅能够帮助大家接打电话，还可以根据基站的位置判断手机定位。“每一个手机就像一个智能触角，帮助用户以及‘城市大脑’理解数据。”人们既是城市数字化的受益者，也是城市数据的提供者。

位于徐汇滨江的西岸智慧谷汇聚了诸多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企业

数字治理还需更成体系

钱锋在演讲的一开头列出了一组数据，其中，数字经济占我国GDP的比重，于2020年已达到38.6%。在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我国数字经济仍然保持强劲增长，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注入了新动能。

但他同时指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相较欧美发达国家，在“量”上具备优势，在“质”上尚存在劣势——数字技术的应用虽已广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基础却较为薄弱，数字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核心领域也面临“卡脖子”风险。

如何使数据要素的流通更为顺畅，将起到关键作用。钱锋表示，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得以构成的微观基础，是产业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目前，我国的个人数据还较普遍存在数据伦理问题。在企业数据方面，企业内部存在“数据烟囱”。政府数据方面，数据管理碎片化问题尚未解决，数据开放还缺乏统筹协调和实施细则。此外，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也正成为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掣肘。

对于上述状况的解题，成体系、统筹协调地发展数字经济，被与会专家多次提及。

张兆安表示，数字化是一项新生事物，我国还处在刚刚开始的摸索阶段。目前，上海已经推出了包括“在线新经济23条”等多项政策，眼下最为关键的是尽快将政策形成体系，因为融合发展的关键就是体系化的政策架构。

上海市大数据中心主任朱宗尧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表示，相较此前更多地聚焦数据资源化的利用，我国目前正进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新阶段。由于顶层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细则的尚未完善，目前全国各地都在进行摸索和试点，从中也发现了一些共性问题。“比如，你在淘宝上购买一件商品所产生的数据，究竟是属于你，还是属于阿里巴巴，这就涉及到数据的权属问题，也是当下的争议所在。”

认识到大数据的标准决定了大数据是否好用，上海已专门成立数据标准化委员会，正在研制和已经发布的数据标准达到了12项。朱宗尧介绍，目前上海16个区中约有10个区已建立了相应的数据资源平台，将与市大数据中心形成“1+16”的架构，既成为数据治理中新型的基础设施，也是数据交换共享的核心枢纽，更将是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一枚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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